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需要更多当代意识 - 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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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这些年来以XX学院为代表的一系列旨在提高文化影响和所谓的“软实力”的举措，在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情况下，却招来国际上各种负面批评，效果可能往往适得其反。这虽然和国际政治局势变化和国外教育机构的意识形态色彩加强有关，但和这些对外文化交流的主办单位和管理人员对当代外国文化与教育环境缺乏真正的深入了解，以生硬行政模式来管理并把国际文化交流经常简化为肤浅媚俗的民俗展演或者功利的政治“宣传”不无关系。如果不进行深刻反思和改进，这种对外文化的推介和交流活动就会越来越被双方政治化，最后进入一个无解的死胡同。国际学术和文化交流，应该回归到以民间人士和机构为主，在了解对方文化和社会现实舆情的基础上，以认真介绍文化经典或者展现真实生动又人性的优秀文化内容为内涵。其根本宗旨应该是促进双方愿意去更多了解对方的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并进行理性对话，以达到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而不是主要作为“宣传”特定政治主张的工具。否则，其结果就可能是连最基本的相互了解和交流都无法有效进行了。从这个意义上，伍国教授文中提出的不少问题和分析都值得相关人员和机构认真学习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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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需要更多当代意识
文 I 伍国
最近几年，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的困境，孔子学院在西方遭遇的挫折，海外文化传播“任重道远”的报道和访谈不断见诸媒体，引起了关注这一问题的人的反思。笔者的本科母校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大本营——北京语言大学，读本科期间曾为日韩留学生辅导过中文，在美国已经从事了十余年的中国历史教学，并经常参与包含中文教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科目在内的跨学科学生论文指导工作，感到有些观察可能有助于国内相关人员进一步思考中国文化在美国传播中的一些实际问题。简单地说，“语言+传统文化”的传播模式是值得反思的。
长期在美国从事中文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教学的陈祖言教授在一次访谈中表示，“根据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统计，大学生学汉语的人数，从1998年的28456人到2013年的61055人，增加了115%。但之后呈下降趋势：从2013年到2016年下降了13%。最近几年继续下降。” 另据相关资料，到2011年底，前往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为14,596人，总数不足中国赴美留学人数的2%。这也以实例证明双方的学术交流一直严重失衡，而汉语将长期处于一种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的状态。就2020年的情况看，由于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交往减少，美国学生赴中国留学，以及在美国学中文的人数可能还会进一步下滑。
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由于汉语的方块字特点和美国人熟悉的印欧语系语言相差甚大，再加上多数美国中小学由于师资原因不能提供中文课程，导致很多学生到了大学才有机会学到中文，事实上已经错过学习外语的最佳年龄。据2013年的数据显示，美国中小学只有6万名学生学习汉语课程。多数本科生由于在好几门课程之间奔波，中文只是很多课程中的一门，花在中文上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所以实际水平难以提高和突破。当论文要求学生用外语进行部分论文的写作时，用中文写作的美国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口试的口头表达能力都远远比不上学习欧洲语言的学生。以欧洲语言为外语的美国学生通常在中学阶段已经学过这种外语，而且一部分人还有相关的家族移民背景，对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不像对汉语言那样陌生。同样，中文和中国文化在和中国有历史亲缘关系的东亚国家如越南和韩国的传播既容易又自然。然而，由于欧洲和北美是大多数中国学生和学者留学，访问和居留的目的地，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事实上被默认为是对英语区发达国家的传播。
如陈祖言教授所指出的，文化传播首先有一种“雅文化”的模式。在一些较好的美国大学里，专职华裔教授根据自身的研究专长专注于教授中国古代经典文化——例如《道德经》，《论语》或古诗。这种教学首先要求教学者对两种语言和文化都有精深的心得，本身就是研究和诠释者，能准确地用双语把中国古典文化和思想的精髓传达给学生，也能把学生的思想引入一个和西方传统不同的世界。笔者认为，早期儒家以及后来的宋代新儒家思想中对人性，人和他人，家庭，社会的关系，人的情感及其表达，礼制和社会规范及国家治理的关系的伦理学及政治哲学思考是非常丰富和有价值的，确实值得向美国学生介绍，并进行深入讨论。但是这一模式对讲授者的学术和语言水平都有相当高的要求。
事实上，这一部分具有深度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由在北美获得博士学位，并长期任教的华裔语言，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哲学，宗教等学科的学者共同进行的。尽管这部分学者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对外传播”，而是美加两国大学体制内从事研究和教学的教授，但由于自身的移民身份和身处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两栖”状态，专业的教学工作事实上也是一种不断进行文化对比，弥合中西认知差距，不断解释和说明的传播过程。这部分华裔人文社科学者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从“留学生”和“移民”如何不加反思地“融入”当地文化，到以社会科学的视角对当地文化和政治进行批判观察的转型。历史学家黄仁宇对如何在美国本科课堂上讲解武则天的深入思考，以及如何重建美国大学生的世界观的反思，许倬云晚年以著述形式对美国文化的全面审视，林毓生对美国高校教学科研制度的分析总结，可以说都体现了典型的既是局内人（insider）又是局外人(outsider)的“两栖”型华裔学者的思维方式，以及从最初的“融入”到最后“审视”的过渡。
笔者认为，在传播儒家学说的过程中把儒家文化化约为孝道（filial piety），反复强调中国的孝道文化和注重家庭，“和谐” 是有偏差的。一方面，孝道和美国当代文化价值相距太远，不容易让学生产生共鸣，最多采取一种姑妄听之的态度；另一方面，过度强调某些静止不变的传统伦理价值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的误解。不论是从《论语》，《孟子》，《庄子》，《墨子》，《朱子语类》，还是《传习录》，《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传统中士人个性强烈，张扬自我，自信阳刚，充满理性和批判思维，而又情感充沛的一面，更不必说李贽的《焚书》和《续焚书》里包含的反叛精神及其诗文中包含的非常复杂的内省。清初大儒黄宗羲仍然发出“男儿须挺然生世间”，“大丈夫...堂堂立于天地间”的议论。
中英文对照《论语》(该版白话文为杨伯峻先生翻译，英文为刘殿爵（D.C.Lau）翻译)。
古代学者文人多年游历名山大川，寻书访友的不在少数。司马迁二十岁即外出游历，东汉经学家郑玄写的家书里就已经出现了“游学”这个词，还有拒绝科举，专注“鸟兽草木之学”，三十年读书，十年外出游学的人如南宋史学家郑樵。中文里“尽人事”，“尽其在我”中的“尽”这个关键字无疑就是一种极致追求的彰显。如果不把这些充溢着自我，大我的活泼的面向，把情感力量和生命冲力呈现出来，而仅仅拘泥于儒家的一些较为顺从甚至消极的教条式价值观，不可能表述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
再以儒学为例，传播中也应该注意每一个时代的儒学在不颠覆道统的前提下，都有批判，创新，推进以及对特定时代的回应，经典化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和实证研究的对象。一些涉及文献本身的问题也值得学习者思考。比如，冯友兰并不认为孔子是六经的作者，或者“作者”本身也只是一个现代概念和实践，而不是古代的实际。美国学者宇文所安提出“屈原”作为《楚辞》的作者可以被悬置，笔者对此是完全赞同的。事实上，关于先秦典籍的“作者”问题，中国历史学家张舜徽的古文献研究早就明示先秦典籍都不提作者姓名，而且多数不成于一人一时，更无从谈作者题识，作者也往往不自定书名。司马迁早在《太史公自序》中已经对儒学做出了“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的客观公正评判，今人把儒学神学化，教条化再对外（包括对内）传播反而是一种倒退。
现代读者也可以把《庄子》和《论语》里的很多故事当作虚构的超短篇小说来看，而不一定要认为那些故事确实都发生过，而这些文本应当容许开放和多义的现代诠释。关于儒家学说究竟是“宗教”还是“哲学”这种“元问题”，笔者在美国学生和美国同事那里都当面被问过。回答这类问题，同样需要现代哲学，宗教社会学等学科对“宗教”和“哲学”两个概念本身的反思和辨析，而这些辨析和（再）定义同样是变动和演进的。
曾经有两个并不懂中文的学生自己爱上了英文版的《三国演义》，找笔者指导他们课外研读《三国演义》。他们对三国故事的理解就体现出很有意思的当代西方人视角，比如对诸葛亮和周瑜的性格进行对比，认为诸葛亮个性成熟稳定是其最重要的个人特质和制胜法宝。这个例子说明，对中国传统的接触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绕过中文和语言学习的障碍，通过翻译作品进行分析性地研究；同时，这类故事就是笔者看重的张扬个性的英雄传奇。人物个性鲜明也正是《三国演义》受到他们欢迎的原因。我们固然可以传递“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凉，又何尝不可以让学生感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雄浑和一些文本中反讽的微妙--我和他们探讨过《三国演义》的文本是不是暗含了很多作为文人的作者对诸葛亮的反讽（irony）（接近中国传统中金圣叹评《水浒传》时反复用过的“调侃”，而“调侃”才是真正本土语词和精神）这个现代的议题。事实上，美国八年级的英语教育中就在教孩子如何辨识文本中的反讽。
另一种传播模式可称为简单入门级的中文加“俗文化”。这种实践依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符号和载体，比如熊猫，筷子，书法，传统舞蹈，节庆活动以及粽子，月饼等食品。这些活动容易让学生产生亲切有趣的感觉，但是不加反思地过度依赖可能会造成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过于浅层和刻板的理解。在一些孔子学院的网站上，总是看到为了 “活动”而穿着旗袍的女教师和舞蹈表演。这种方式事实上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自己过节的自然行为变成了一种刻意的，“民俗村”式的旅游展演，在西方观者的眼中不断强化中国文化很不一样，甚至就等同于旗袍，丝质演出服，扇子舞，粽子，月饼的刻板和简单形象，也让某些孔子学院的美国高校合作方认为其教学和文化项目缺少学术内涵。
同时，这种旅游化的文化活动过度依赖女性形象。因为扇子舞，旗袍这些常见也相对易于使用的民族标识必须由女性来展示，无形中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某种“女性化”倾向。在一所和北京语言大学直接合作的美国州立大学的“孔子学院”网站上，笔者发现九名专任中文教师中八名是女教师，而学员似乎也以女生为主。在一次活动的合影中有三名男性，十五名女性。在这所美国大学的一次“国际教育周”活动中，参加与中国文化展演相关的合影的是六名穿着“中国传统”风格的女生，没有一名男生。笔者在一次乘飞机回国度假时，遇到同机有一批孔子学院教师结束任期回国，也全部是女教师。或许外派中文教师和志愿者时应该尽可能进行一定的性别平衡，让更多的中国男老师把自己的视角和风格，以及更为阳刚的特质带进海外的汉语教学以及和学生的互动中。
事实上，不论“雅文化”还是“俗文化”模式本质上都习惯性地依赖“传统”，无形中也会加强美国年轻人关于中国非常“古老”，总是充满“异域风情”（exotic）的某种刻板的，本质化的印象。在海外相对略有影响的中国电视连续剧也通常以古装宫斗剧为主，仍然依赖传统或者重新发明的“伪传统”。对外文化传播任重道远的一个原因可能正是对“传统文化”的定义太刻板，太古旧，离现实太远。
对外文化传播应该更注重当代文化形态。不少美国年轻人通过韩国的韩流文化，BTS 乐队认识和喜欢韩国，甚至为此自学韩国语，因为这种轻松，表达自我与个体感受的当代新文化乃至其歌词内涵自然而然地符合美国年轻人的口味，并且是K-pop及相关文化产业自然兴起在先，然后刺激了其他国家对有关韩国的知识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和中国承担经费从事对外传播文化相反，韩国的乐队不仅在效果上传播了韩国的语言，文化和影响力，还赚了美国人的钱。我们需要考虑，除了在美国进行人为的和刻意组织的载歌载舞，民俗展演式的活动来传播文化，能不能以中国国内自然生长的，新兴的文化形态，最新的电影和电视剧，乐队，歌曲，说唱，综艺节目，网络文学去吸引中国以外的年轻人群，也让他们更多感到中国的当代性。
另外，讲述中国完全可以更多地讲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仅仅通过“表演”人为制造和强化载歌载舞的“节日感”。现代中国的人物和故事以及普通人的生活世界应该更好地融入到关于中国的叙事中。当文化的对外传播者和美国学生面对面的时候，可以把他们引入普通人的故事，让美国学生感到真实的中国既不仅仅总是关于领土，民族，统一等宏大而又时有敏感争议的问题，也不是每天唱歌跳舞吃节日食品，而是在普通人的世界里生活着很多和世界上所有地方一样有烦恼也有梦想的个体。他们的故事可以整合进对外汉语教学，也可以整合进以英语进行的课程教学，因为现代性具有共时特点，现代人的感受是相通的。
在虚构的故事中，鲁迅的小说中的个体的孤独沉思形象及其情感，如《故乡》这篇小说就立即让笔者教过的美国学生深有感触。笔者也通过提供名字，相关背景，就曾引导并不学中文的美国学生通过英文资料研究和关注过袁隆平这样对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人物，还有留守儿童，成都的茶馆，时下的网络文化等社会生活现象，以及诗人余秀华，律师郭建梅，媒体人胡舒立，企业家陶华碧等当代女性的经历。如果能更多地让学生了解这些真实的中国女性，又何必纠结于被迪斯尼反复塑造和赋予意义的那个虚幻的“木兰”？ 消费木兰，同样是西方文化生产机制通过臆想对中国文化进行女性化塑造的过程。
不论是面对古典文化还是现代中国文化，对个体，个体意识，个体表达的强调可以改变美国人把中国文化一概视为“集体主义”的偏见。笔者一直认为，一提到中国文化就想到和美国的“个人主义”相对立，而且受贬斥的“集体主义”，认为只有美国人有个性，中国人个体面目模糊是很多美国学者基于刻板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中国的误解和成见。中文中“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天下为己任”，其中的“己”就是自我主体性的明证。另外，任何现代组织机构对个体人都有集体性的强制和约束的一面，真正在西方社会工作的人对此都会有所体会。
另一个误解在于一些精通中文的美国学者也会囿于皮相之论，觉得中国人都很“谦虚”，由此无法理解一些中国古代文人何以自命不凡。对此我的看法是，“谦虚”这个美德即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实往往也是一个说辞和训诫，或者期待，而远非现实。小说里曹操的“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以及真实生活中戴震的自况：“当代学者，吾以晓征（钱大昕）为第二人”，可曾有半点惺惺作态的谦虚。
以个体和世俗文化为核心的阅读和研讨路径可以让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中国这一异域的“传统文化”附带的一系列早已固化的文化符号，避免中国文化传播在西方的自我“少数民族化”，自我“博物馆化”和“表演化”，以及过度的女性化，也并非一定要对普通美国人进行某种政策辩护而显得过度“政治化”。他们可以更多关注真实的，思考的，奋进的多数个体中国人的微观生活世界以及当代艺术表达，在个体，家庭，社群，社会变革与个人的机会层面被“人”的故事打动。充满疏离，挣扎，挑战，冲突，认知调整，也充满亲情和成功的当代故事就是一个个真实而具体的，同时真正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故事”，也更容易令美国学生产生共情。很多美国学生也同样面临家庭破碎，“小镇青年”离开家乡去大城市发展，家乡智力流失（brain drain），自我的目标与父母对自己的期待之间存在冲突等等普世的挑战。我们需要一个把不断强调“异域风情”和“古老文化价值”的自我异质化视角转换为在中西之间寻找当代人普世共通性的“正常化”实践。即使从“忠孝难两全”这句中国老话里，其实也能看出古人并不乏现代意义上的伦理两难困境, 即康德所说的“责任的冲突” (conflict of duties /collisio officiorum s. obligationum).
以笔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国内学习英语专业的体会来看，尽管我们也用原版教材从最早的英国叙事诗开始学起，但绝大多数的同学以及笔者本人对英美文化的相当一部分认识仍然是通过时事新闻，最新的获奖电影，甚至流行音乐获得的，而文学作品中更能引起个人共鸣的一般也是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乃至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美国诗人迪金森的诗作这类现代作品。
笔者绝不是反对研读和研究古典文化和思想。但是假如讨论的前提是探讨如何更有效地针对大多数的学生和受众进行事实上是广义的“文化传播”，而不只是培养精通中文和中国古典文化的美国专家，甚至举手投足都变得中国化的极少数痴迷者，那么必须承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现代文化和古典文化的现代诠释是更能有效传播和被接受的。在笔者目前任教的学校里，正式以中国为对象写作的毕业论文中，不论是在跨学科的国际研究，还是政治学，经济学，甚至历史学中涉及中国的论文，虽然总数并不多，但绝大多数都是关于二十世纪乃至当下中国的各个侧面。两者结合，可以看出美国学生对中国的兴趣，和中国学生对美国的兴趣其实有极大的重合。
成都的茶馆
另一种有趣的情况是，越是积极学习中文，甚至去过中国的学生，对中国的领土，民族等问题往往越敏感，而且越持美国社会的主流观点和对中国的批判态度。这也是在学汉语的表象下常常被掩盖的深层事实。
在今年五月的疫情中，一名非历史专业，也从没有学过中文，只是在临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选了我的一门当代中国史课的美国学生给我写了一封道别邮件。他说：他通过这门课开始更加尊重中国文化（I have come to respect Chinese culture significantly more after taking your course）。在这门课上，我们对当代中国和具体的人和生活故事——包括王笛教授笔下成都茶馆的几十年变迁(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 ) 和卢汉超教授笔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里弄工厂——展开学习和分析。他曾在线上讨论中以中国为参照点反观美国——比如美国老人在咖啡馆聚会谈当地政治可以类比中国老人在茶馆社交和谈国事。这名学生承认，他来自对中国充满“神秘的恐惧感” （mythical fear）的美国中西部乡村地区，但在课程结束后已经有了足够的知识回去向好奇的邻居传达一个“恰如其分的中国形象”（appropriate image of China）。这说明，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贴近了解是去除神秘感的可行的手段。
此二书影来自网络
作为职业教育者和事实上的跨文化传播者，我们需要面对一个现实：大多数学习和中国有关的内容，接受广义上的“文化传播”的美国大学生注定不会成为精通中文的佼佼者和痴迷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大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美国中产阶级，其视域仍然是美国中心，甚至很“本地”的。国内媒体对外国人说相声，外国人学京剧这些特例的渲染在无形中调高了中国人对文化传播效果的期待，但极少数的尖子并没有改变学习中文的美国学生数字总体下降这一事实。在这一前提下，一方面让经典的释读具备现代的开放性，一方面让他们更多通过英语研究和翻译读物关注和理解当下中国社会，个体中国人及变动中的文化是一种可以拉近心理距离，建立理解共同体的传播方法。
（本文初稿原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问题及思考》，刊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20年10月9日言论版，并由《联合早报》创办的英文网刊Think China英译登载，题为“The China story is not just about politics, Confucius and mooncakes.” 目前版本经过较大增补和修订。）
作者简介
作者伍国，1974年生，1995年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英语系，2006年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研究专业负责人。已出版英文专著两本：“郑观应：晚清商人改革家及其政治，经济，社会影响” （2010）；“讲述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政治，学科，公共历史” （2019）。至2020年共发表英文期刊论文十六篇，英文书评十三篇，中文论文，学术随笔，书评共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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